祖父76年前把4千圆存入中国银行当定期存款，后来发生战乱，辗转间没有处理，直到近年后人欲提出定存，银行方面结算下，只退还5千余人民幣，还得飞往中国办理手续领款。
存户后人认为，如果以每年6.6%定存平均利率计算，76年后定存加利息应该是44万9千零87圆，不应只有5千余人民幣。
指利加利应退还45万
这笔定存是森州知知港已故的何南辉老先生，临终前叮嘱后裔必须追回的存款。
存户展示的定存单据阐明，存款为4千圆“国幣”（相信是中国民国政府发行货幣），利率为6.6%。
当年可购数十英亩胶园
虽然“国幣”已不再流通，但根据当时货幣的面值，4千圆在76年前，是一笔为数不少的財富，粗略估计足以买下数十英亩的橡胶园。
不过，隨著中华民国撤守台湾及新中国的成立，“国幣”兑换人民幣的真正价值，则不得而知。
何南辉当初从中国南下到森州武来岸经营开荒工作，由於勤奋节俭，购买了不少田產，为了让儿子何汉釗（90岁）毕业后能到中国唸书，他在1939年把所有家当变卖，並把4千圆存入芙蓉的中国银行分行作为定存。
中国银行因战乱撤资
岂料，马来亚两年后因为日侵而沦陷，中国银行分行在马来亚撤资，何汉釗也无法赴中国求学，因此这笔存款一直存放在银行，从未领出。
在1958年，何南辉透过朋友查获该笔存款依然有效，並转至新加坡的中国银行分行。
何南辉在1966年逝世时，交代儿子何汉釗必须要討回这笔存款，毕竟，这笔存款是他当年的全副家当，碍於当时通讯不发达，而且中国与大马政府过后陷入“断交期”，让何汉釗一直无法索取存款。
直到2001年，中国银行在吉隆坡复办，何汉釗与儿子何国祥，重新向中国银行提出取款要求，並要求一併计算76年来累积的利息。
岂料在2004年，中国银行回应指存款已存放在中国广东省的中国银行，经过核算，存款本金加上利息共是5千129零70分人民幣，而且必须亲赴中国领取。
何国祥：赴华领钱还倒贴
何汉釗的儿子何国祥指出，11年前中国银行回函指只能索回5千人民幣，让他觉得很不公平，毕竟爷爷（何南辉）毕生家当4千圆存放银行已有76年，不可能只得5千人民幣。
他说，为了向中国银行追討存款，他交由律师整理文件，而且多次往返吉隆坡，这些年来的花费也已超过5千人民幣（折合马幣约3千令吉）。
“之前，我们已花了数千令吉，现在还要我们去中国领取存款，算起来还要倒贴，因去中国的机票及住宿都是一笔开销。”
大马分行称无权处理
星洲日报记者向中国银行大马分行查询，有关职员指出，这是战前的存款，而大马分行则在2001年才復办，因此大马的分行並没有权力处理，投诉者应该向中国银行总部查询。
森州民政党主席钟伟兴则指出，他会尽力协助事主爭取应得的权益，包括向中国银行方面交涉。
何汉釗：父盼“连本带利”追討
住在森州知知港的何汉釗告诉星洲日报，“当年2分钱可买到一碗足料的午餐，主管阶级的工资一个月也仅是15圆，可想而知，当时的4千圆的价值是多么的大。”他说，当年，他在武来岸就读五年级，父亲希望他在毕业后能到中国深造，才变卖家当，把钱存入中国银行。
取回存款是已故父亲的遗愿，毕竟这笔4千圆是当年父亲全部身家，也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“连本带利”追討回存款。
他说，日军投降后，中国银行分行撤离马来亚，他也不知道如何取款，只是在1958年通过朋友协助，与新加坡中国银行分行书信来往，才证实存款依然存放在中国银行。
这笔定存是森州知知港已故的何南辉老先生，临终前叮嘱后裔必须追回的存款。
存户展示的定存单据阐明，存款为4千圆“国幣”（相信是中国民国政府发行货幣），利率为6.6%。
当年可购数十英亩胶园
虽然“国幣”已不再流通，但根据当时货幣的面值，4千圆在76年前，是一笔为数不少的財富，粗略估计足以买下数十英亩的橡胶园。
不过，隨著中华民国撤守台湾及新中国的成立，“国幣”兑换人民幣的真正价值，则不得而知。
何南辉当初从中国南下到森州武来岸经营开荒工作，由於勤奋节俭，购买了不少田產，为了让儿子何汉釗（90岁）毕业后能到中国唸书，他在1939年把所有家当变卖，並把4千圆存入芙蓉的中国银行分行作为定存。
中国银行因战乱撤资
岂料，马来亚两年后因为日侵而沦陷，中国银行分行在马来亚撤资，何汉釗也无法赴中国求学，因此这笔存款一直存放在银行，从未领出。
在1958年，何南辉透过朋友查获该笔存款依然有效，並转至新加坡的中国银行分行。
何南辉在1966年逝世时，交代儿子何汉釗必须要討回这笔存款，毕竟，这笔存款是他当年的全副家当，碍於当时通讯不发达，而且中国与大马政府过后陷入“断交期”，让何汉釗一直无法索取存款。
直到2001年，中国银行在吉隆坡复办，何汉釗与儿子何国祥，重新向中国银行提出取款要求，並要求一併计算76年来累积的利息。
岂料在2004年，中国银行回应指存款已存放在中国广东省的中国银行，经过核算，存款本金加上利息共是5千129零70分人民幣，而且必须亲赴中国领取。
何国祥：赴华领钱还倒贴
何汉釗的儿子何国祥指出，11年前中国银行回函指只能索回5千人民幣，让他觉得很不公平，毕竟爷爷（何南辉）毕生家当4千圆存放银行已有76年，不可能只得5千人民幣。
他说，为了向中国银行追討存款，他交由律师整理文件，而且多次往返吉隆坡，这些年来的花费也已超过5千人民幣（折合马幣约3千令吉）。
“之前，我们已花了数千令吉，现在还要我们去中国领取存款，算起来还要倒贴，因去中国的机票及住宿都是一笔开销。”
大马分行称无权处理
星洲日报记者向中国银行大马分行查询，有关职员指出，这是战前的存款，而大马分行则在2001年才復办，因此大马的分行並没有权力处理，投诉者应该向中国银行总部查询。
森州民政党主席钟伟兴则指出，他会尽力协助事主爭取应得的权益，包括向中国银行方面交涉。
何汉釗：父盼“连本带利”追討
住在森州知知港的何汉釗告诉星洲日报，“当年2分钱可买到一碗足料的午餐，主管阶级的工资一个月也仅是15圆，可想而知，当时的4千圆的价值是多么的大。”他说，当年，他在武来岸就读五年级，父亲希望他在毕业后能到中国深造，才变卖家当，把钱存入中国银行。
取回存款是已故父亲的遗愿，毕竟这笔4千圆是当年父亲全部身家，也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“连本带利”追討回存款。
他说，日军投降后，中国银行分行撤离马来亚，他也不知道如何取款，只是在1958年通过朋友协助，与新加坡中国银行分行书信来往，才证实存款依然存放在中国银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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